图书介绍

  • 书  名:穷人能否获得公正审判:吉迪恩诉温赖特案实录

  • 作  者:〔美〕安东尼•刘易斯 著 陈虎 译
  • I S B N :
  •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0218-04-01
  • 开  本:
  • 字  数:千字
  • 页  码:
  • 定  价:¥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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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批评官员的尺度》作者、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安东尼·刘易斯的代表作是一部美国当代出版史上的经典,首版于1964年,迄今售出近百万册

★本书介绍的是196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吉迪恩案,是从委托辩护到指定辩护的里程碑案例。本书讲述了一个贫穷的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如何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为贫穷被告指定律师的原则推行到各州的过程。

 

 
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任何一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本书主角克拉伦斯·吉迪恩
在刑事审判中,律师是一项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
美国法律史的整个进程都为之改变。
——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正在呼吁的是法律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正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改变其先前的立场
——本书作者安东尼•刘易斯
一个美国式“上访”并最终改变美国刑事司法规则的故事。
——著名学者任东来
联系中国当下正在推进的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改革,这本书的再版可谓恰逢其时。
——本书译者陈虎

内容简介

    1961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男子吉迪恩,因行窃而遭到警方逮捕。因为无力聘请律师提供有效帮助,吉迪恩最终被州法院判处5年监禁。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吉迪恩仍然意识到,法院没有指定辩护律师的做法侵犯了自己的宪法权利,因而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1963年3月18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州法院应该为被控犯刑事犯罪的穷苦被告人免费提供辩护律师。”从此,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吉迪恩案也因此成

作者简介

 

◆ 者简介------------------------------------------------

目录

 

第一章 上诉联邦最高法院
第二章 管辖权
第三章 最高法院的运作
第四章 指派律师
第五章 吉迪恩其人
第六章 联邦主义与州权
第七章 狱中的吉迪恩
第八章 律师帮助权
第九章 辩护准备
第十章 法庭之友意见书
第十一章 开庭审判
第十二章 宣告判决
第十三章 吉迪恩案的影响
第十四章 最高法院的功能
尾声
推荐读物
附录一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判决书
附录二“面对危机,践履承诺”:纪念吉迪恩案
40周年座谈会记录
附录三英美法律援助大事记
附录四吉迪恩案庭审记录
初版译后记
再版译后记

书摘

 

所有人的正义:刑事司法的平等叙事(再版译序)
*陈虎
 
日本刑事诉讼法学者田口守一教授曾言:“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拓展的历史。”
诚哉斯言!回顾人类司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关辩护制度发展的三条发展脉   络:
第一条脉络,从自行辩护到委托辩护。在人类早期审判史中,只允许被告人自行辩护,而并不存在律师的委托辩护。这是因为,早期的法庭审理都以事实审为基本构造,法律审并不发达。既然查明事实是法庭审理的主要目标,被告人自然就会被作为证据来源而非当事人加以对待。当时甚至流行一种观念,被告人只需要如实供述,而无需对指控进行任何事先的了解和准备。因此,关于案件真相问题,自然就没有辩护律师置喙的余地,作为法律专家的律师自然就被排斥在审理过程之外。即便诉讼制度允许律师的参与,其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律师如果只能就事实问题进行辩护,就必然会落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颠倒黑白、挑拨词讼”的职业境地,美国法律史学者兰贝恩教授通过对早期诉讼史的研究得出结论:“只有禁止辩护律师,才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因此,直到1836年,英国颁布《重罪审判法》之前,都一概禁止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程序。
第二条脉络,从委托辩护到指定辩护。一旦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就必然会在被告人之间因财富多寡而产生出实际权利的不对等。一项“不得在天桥下露宿”的法律规则看起来平等适用于所有公民,但实际上却只会影响到穷人的利益。所以,一旦允许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律师,就必然会产生穷人权利如何保障的问题,因而必然催生出指定辩护制度。国家开始在辩护制度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是,必须澄清的一点是,国家为贫穷被告指定辩护律师并非一种国家慈善,而只是其发动追诉之后的一个附随义务
第三条脉络,从形式辩护到有效辩护。当穷人平等地享有了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后,人们自然开始关注辩护质量问题。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只能保障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律师帮助,但是如果律师在庭前不会见、不阅卷,在法庭上不辩论、不质证,这种形式辩护也将毫无意义,因此,有效辩护的观念就应运而生了。而经典的判例,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84年裁判的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案。
本书介绍的196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吉迪恩案,正是上述第二阶段的里程碑式判例。案件本身非常简单,1961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吉迪恩的失业男子闯入了一家台球室,试图从自动售货机里偷走一些零钱和一罐饮料,结果被捕受审。在审理过程中,他希望州法院为其指定律师辩护,但却遭到拒绝,只好自行辩护,结果因为没有辩护经验和法律知识,不知如何申请陈述、如何进行交叉询问、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最后被州法院定罪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一般人可能会就此认罪服刑,但是,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美国当时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而吉迪恩当年只接受了8年教育)居然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而且,让人倍感惊讶的是,被冤枉的吉迪恩在申诉中居然只字不提该案的事实和证据问题,而是以州法院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作为自己的申诉理由。该修正案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接受辩护律师的帮助。要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都要收到几千份调卷申请,最终能够在浩如烟海的申请中关注到吉迪恩像小学生一样字迹潦草的信件并受理他的请求,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但是,奇迹的确发生了。在受理该案后,最高法院指定了一个名叫福塔斯的律师代理此案。他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华盛顿州“阿诺德、福塔斯和波特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福塔斯代理此案后名声大噪,后来还担任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这起案件中担任他助理的法学院学生埃利日后也成为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美国引证率很高的宪法学者。
在福塔斯和其他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把此案发回佛罗里达州法院重审,吉迪恩最终被无罪释放。同时,也因为此案,法官们创立了一条新的规则:法官应当为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指定辩护律师。回首该案的全部历程,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和自由派法官布莱克一样的感触:“律师是一种必需品,而非奢侈品。”联系中国当下正在推进的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改革,这本书的再版可谓恰逢其时。
吉迪恩案何以发生?它需要具备哪些社会条件和思想土壤?这是我们在重温这起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经典判例时必须思考的问题。毕竟,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重温历史,而更希望这些历史考察能对我们自己的事业有所裨益。
回首吉迪恩案之前的美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而被保守派法官把持的联邦最高法院更是狭隘地解读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平等保护条款。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社会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新一轮争取平等的社会运动,而沃伦法院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种族隔离违宪;在1962年至1964年的贝克诉卡尔系列案中,通过重新划分选区推动了一人一票制的实施;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扩大了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护;在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扩大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权利、确立了审讯阶段的沉默权……仔细考察沃伦法院从1953年到1969年期间的所有判决,会发现有一个核心理念贯穿始终,这个理念就是平等,它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判决相继向种族歧视、选举权利、诉讼权利以及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宣战,开启了美国法律史上最为激进的司法能动主义时期。而吉迪恩案正是沃伦法院在刑事司法领域追求平等保护的又一经典判例。
 
面对这些通过司法审判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我们有理由追问:“为什么美国能够诞生沃伦时代?”“为什么平等能够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连续16年的司法主题?”
问题的答案首先还要从美国独特的建国历程中去寻找。当年为了躲避英国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这里的先民,自然会将平等的理念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内心,从而让这片土地自始就具有了平等的基因。正如《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所言,美国社会充满了“无处不在的平等”。但是,要知道,在托克维尔写下这句话的1835年,距离吉迪恩判决的1963年,尚有近130年的时间!而当时的美国,奴隶制还没有被废除,妇女还没有选举权;1830年印第安人迁徙法案刚刚开启了印第安人的血泪迁移史……在今天看来,当时的美国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得上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但是,对于欧洲大陆的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已经具有了各种让他惊讶的平等基因。
这种基因终于在沃伦时代被时代环境彻底激发,从而成为几乎所有判例贯穿始终的司法主题。苏力教授在《大国宪制》一书中曾说:“一个群体的长期‘愚蠢’,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生存的具体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唯一选项,因别无选择,所以是智慧。”对此论断,我深以为然,因此,在考察历史的时候,如果忽视了时代的约束条件,也许“智慧”反而会以“愚蠢”的名义,在历史发展中蛰伏。法律必须回应时代的主题,“通过法律的治理”而不是“依据法律的治理”,才是法治的最终目的。沃伦法院也是如此,它正处于美国社会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时的美国,约翰逊总统已经发出了“向贫穷开战”的时代宣言。自由派大法官布伦南也不忘提醒沃伦:“这个时代的主题不是种族问题,而是贫穷问题。”
时代也在等待一个机会,来推动律师帮助权的平等实现。在吉迪恩案出现之前,美国法院一直沿用1942年的贝茨案所确立的规则来处理有关律师帮助权的案件。根据该规则,获得律师帮助权对于一场公平的审判而言并非一项基本的权利,各州没有义务在所有案件中都为被告指派律师,要不要给当事人指派律师,关键看这个案件是否存在“特殊情况”,而判断特殊情况是否成立,则要以逐案审查的方式进行,但是,贝茨案要求对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逐案审查,这势必会损害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导致同案异判的法律后果;不仅如此,贝茨案要求,在没有律师帮助的审判中被定罪的贫穷被告,如果希望根据联邦宪法推翻原定罪判决,就必须证明审判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公正,而这一证明责任对于贫穷被告而言,既不公平也十分沉重。因此,20年来,美国法律界对于这一规则所暴露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因而出现了一种推翻贝茨案判例,为律师帮助权寻找新的规则的司法趋势。联邦最高法院只是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上诉案件,一揽子地解决所有问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直到一个叫做吉迪恩的贫穷被告,在监狱里,用歪斜的字体写下“上诉”二字的时候,一场轰轰烈烈的刑事司法改革,才最终掀开帷幕。
 
需要等待的,其实不仅仅是吉迪恩的上诉,还有一个更为合适的沃伦法院。
沃伦从1953年就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为何要在10年以后的1963年才借助吉迪恩案在刑事司法领域向贫穷宣战?
问题的答案必须从大法官的个人经历中去寻找。
沃伦早年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过副总统,甚至与艾森豪威尔达成过一个私下交易:通过退出美国总统的竞选来换取后者对自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职位的任命。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一个交易。
但是,对于一个十分保守的最高法院,怎么放心将首席大法官的位置交给一个自由派法官?
在美日之间爆发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太平洋东岸,有十多万日侨都是渔民,经常在夜里打鱼的时候亮灯,因而被怀疑是在给日本潜水艇发出信号。出于战争需要,美国政府决定把十多万日侨全部移到处于内陆的内华达州,对于这一严重侵犯日侨人权的政策,沃伦却充当了积极的马前卒,加上他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时对犯罪打击毫不手软的经历,在所有人看来,沃伦都不像是一个自由派法官。对于这样一个首席大法官的人选,阻力自然就会小很多。而且,当年在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民主党就占了8人,共和党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当然也希望能有一个共和党人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平衡党派力量。正是这两大因素决定了沃伦有机会登上首席大法官的宝座,并有了之后推行自己自由理念的机会。
但是,一个曾经致力于积极打击犯罪的政客,如何会对保护贫穷被告、确立刑事司法的平等权利如此热衷呢?
沃伦早年出生于北欧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修理工,每个月仅靠70美元的工资养活全家。在加入工会参与维权后,不但没能保住工作,后来甚至还被暗杀身亡。沃伦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最终担任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即便如此,他的内心也一直有一个隐痛,他父亲的案件一直都没有侦破,相信沃伦内心对于犯罪一定有着刻骨的仇恨。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一直没有查出凶手,但他出生贫苦家庭的经历又给了他另外一种人生体验。他在去大学学习法律之前,曾经子承父业,到父亲所在公司干了一段时间的铁路工作,之后又参加过各种罢工,深切地体会到了穷人的诸般无奈。这两段经历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沃伦一面打击犯罪,一面保护贫穷被告,这两个看似矛盾观念的个人经验来源。
 
一位名叫沃伦茨的学者对沃伦法院有一个经典的概括:“在美国历史上,沃伦法院是第一个维护被压迫者和边缘地域的法院,大法官几乎都是出身卑微。恰恰相反,所有的保守派法官,家庭、出身都非常良好。”这一评价非常准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自由派法官,几乎都有着和沃伦类似的身世。比如道格拉斯大法官,5岁丧父,自幼小儿麻痹,肌肉萎缩。他曾经说过:“我从小就对弱势群体具有强烈的认同。” 再比如布伦南大法官,他出生在贫民窟,有8个兄妹,一直当民工,而且还组织过罢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所以,他对贫穷也有着不同于他人的深刻体会。还有戈德伯格大法官,他的身世也很特殊,是俄国移民的后代,是一个只为劳工代言的优秀劳工律师。
历史终于在1962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正是在这一年,肯尼迪总统提名自由派的阿瑟·戈德伯格接替退休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最终使得自由派法官增加至5人,从此形成多数阵营,也开始了沃伦法院经常以5比4的微弱优势通过一系列经典判例的历史。现在也许我们可以回答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了——为什么在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十年之后才产生了正当程序革命为什么确立穷人律师帮助权的经典判例吉迪恩案会出现在1963年这个时间点
    所以,吉迪恩案的出现,绝非偶然,它需要整个社会的漫长等待。美国社会的平等基因、向贫穷宣战的时代诉求、裁判者的个人经历和背景、联邦最高法院的政治力量对比,以及吉迪恩本人对于上诉技巧的精准拿捏和把握……
由此看来,美国20世纪中叶发生的正当程序革命,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性的地区性事件。而我们所期待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正当程序,也许需要更多必然性的积累,以及看似偶然的机遇。
这篇序言的最后,我想说说和这本书有关的事情。
这本书字数很少,原文只有十几万字,但整个翻译过程却持续了接近五年的时间。当时,我的居住条件还不理想,每天只有在家人吃完晚饭、全部入睡以后,才能把餐桌收拾干净,打开台灯阅读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还专程来到北京,在国家图书馆借到了台湾译本以做校对。之所以在一本小书上耗费如此之多的精力,其真实原因仅仅在于当时对个人发展道路还不明晰,还处于 “拔剑四顾心茫然”的阶段,每天相对固定的工作至少可以让我获得一种心灵的安宁。所以,这本小书于我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初版至今,又已过去了8年的时光,这8年,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者本人已经告别人世,而我们的吉迪恩也还在远方。
而我,则抚今追昔,写下以上。

书评

 

吉迪恩的法律号角
2013年11月06日00:33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林海
 
  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这个名字,也和“人人都有权获得辩护”的金科玉律紧紧关联在了一起。
  一封书信改变历史
  1962年1月8日上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到了一封由佛罗里达州州立监狱第003826号囚犯吉迪恩寄来的特大号信件。对此,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曾这样说:“如果一个身份卑微的、名叫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的罪犯,没有坐在他的监狱单间里,用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封给最高法院的信,美国庞大的法律机器本来会不受干扰地继续运转。但吉迪恩的确写了那封信,而美国法律史的整个进程都为之改变。”
  吉迪恩是个51岁的白人,他曾经犯过4次重罪,坐过很多次牢,大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美国法律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在他的《吉迪恩的号角》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吉迪恩:“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显得有些未老先衰,双手和他的嗓音一样微微发抖,一头花白的头发,身体也有些弱不禁风,一眼看去,就知道他一辈子都穷困潦倒。他并不是一个职业罪犯,也不是一个天性凶悍的人,但他好像总是无法安心做一份工作,总是靠赌博和偶尔的偷盗维持生计。那些认识他的人,甚至那些曾经逮捕过他的警察和看管他的狱警都认为吉迪恩并无害人之心,甚至有时候还挺招人喜欢,他只不过是一个饱受生活折磨的人而已。任何一个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可能把他当成世上最不幸的人。”
  在1961年6月3日的凌晨零点到早上8点间,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的一家名为“港湾球室”的台球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有人在夜间打破了门,砸碎了香烟售货机和一个唱片机,并且偷走了收银机里的钱。这天晚些时候,一个目击者亨利·库克报告说他曾看到吉迪恩在早上5点半左右带着一个酒瓶和一些硬币离开了这家台球厅。根据这一指证,警方将吉迪恩逮捕,并以故意犯有轻盗窃罪起诉了他。
  吉迪恩出现在法庭上,他太穷,请不起律师,他请求法庭为他指派律师。根据当时的庭审记录,法官罗伯特·小迈克凯瑞是这样说的:“吉迪恩先生,十分抱歉,我不能为你指派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相关法律,法院只能为被控死罪的被告指派律师。我很抱歉,我不得不驳回你的请求。”吉迪恩说道:“可联邦最高法院规定我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法官对于这一请求“置之不理”。
  因此,吉迪恩不得不自己充当自己的律师,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然而,陪审团作出了有罪判决,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州监狱服刑。
  吉迪恩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美国最高法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他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而且,在随后的一系列的判例当中,最高法院都没有认可这项权利。刘易斯评论道:“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吉迪恩的请求就是白费力气,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美国宪法的问题上从来都不会十分的绝对。它完全可能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以极其庄严的态度,推翻自己先前作出的判例。尽管克拉伦斯·吉迪恩并不知道这些背后的奥妙,但他所作的事情却正是法律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正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改变其先前的立场。”
  我并没有得到一场公平的审判
  吉迪恩的上诉状抵达联邦最高法院之后,根据通常的程序,被办公职员封在红色的信封里保存了30天—根据上诉规则,这样能够留给被上诉人足够的答辩时间。直至1962年2月8日,吉迪恩案件的申诉材料才被送到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办公室。
  4月9日,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艾文向沃伦大法官提交了一份长达13页的答辩意见。根据此前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只有在可能会损害公平审判的“特殊情形”下,才需要在州刑事诉讼中为贫穷被告指派律师。答辩意见指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吉迪恩从未主张自己具有“特殊情形”,不然的话,法庭肯定会为其指派律师。
  但吉迪恩认为,没有律师的帮助,对他的审判很难称得上是一场平等的审判。他在对总检察长答辩意见的回信中写道:“我无法谎称自己有能力与博学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进行辩论,因为我既不是律师,对法律也不擅长,更没有法律书籍供我查阅最高法院作出的相关判例。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对我有利的判例……如果我有律师帮助的话,法庭就不会采纳诸如传闻、伪证等不利于我的证据……我并没有得到一场公平的审判。其实事情本来非常简单。我要求法院为我指派一名律师,但他们却拒绝了我的请求。”
  6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决定接受吉迪恩的上诉。根据程序规定,所有赤贫身份上诉人在最高法院批准受理之后,可以按照法定程序申请指派一位律师。但是,美国法律同时也允许任何人—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专家还是外行—在联邦法院自行辩护。因而,联邦最高法院总书记官埃蒙德·库里南专门给吉迪恩写了一封信:“我知道你十分期望最高法院能够指派一名有能力的律师替你在最高法院辩护。因此你需要立即递交一份亲笔书写的申请书,要求最高法院指派一名律师为你辩护。”
  福塔斯律师实际是一位非讼律师,他帮各大公司打理各种非讼业务。一位朋友认为他简直就是“公司的全权代理”,同时还不忘十分尊敬地加上一句:“他是我们庞大社会的工程师之一。”然而,就是这位“秒以金计”的律师,亦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身无一名的吉迪恩的委托,尽管此案将耗费他难以想象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将毫无报酬而言。
  律师辩护奠定了公平审判的基础
  福塔斯律师不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吉迪恩案,还发动他的事务所参与其中。他和吉迪恩不断进行通信,告知他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并向他提交辩方拟进行的辩护方案。1962年9月16日,吉迪恩回信表达了他的谢意,他在信中说:“我和在监狱中被关押的所有人,对所有有关这个案件的消息都极为关注……我没有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能力,也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在审判之前进行调查,因此最后的判决与事实真相差别太大了。”
  福塔斯律师的团队也是如此认为的。用该事务所的一位律师的话说:“吉迪恩作为一个不懂法律的门外汉,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像律师一样在战斗。但这又确实是一场结果让人非常遗憾的辩护。他可能确实犯了罪,但控方却并没有成功地加以证明。这个案子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律师,只要一名普通的、有能力的律师,就可以轻易搞定这个案子。”
  关于律师辩护的重要意义,早在1825年就有一位名叫威廉·罗尔的费城律师作过很好的论述:“在公开指控和审判的可怕压力之下,即使是最为无辜的人也可能无法很好地为自己辩护。他可能完全无法反驳控方证人,指出他们证言当中的矛盾或缺陷之处,也无法正确地利用这些瑕疵,展开自己的辩护理由来对控诉进行有力地抗辩。”
  刘易斯评论说,人们可能不会体会获得一名律师帮助的重要性,除非自己有一天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即使一个只是轻微违反交通规章的人,在被逮捕的时候,孤单的感觉、犯了错误和罪行的混乱情绪,被一种他毫不了解的机关紧紧箍住不能脱身的感觉,诸如此类的不安情绪,都会一起涌来。
  更重要的是,律师辩护奠定了公平审判的基础。在联邦最高法院就吉迪恩案开庭之日,福塔斯律师在法庭上向法官们阐释了这一观点:“吉迪恩所接受的没有律师帮助的审判,与有律师参加的审判还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我相信本案非常深刻地表明,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一场公平审判的。在我们对抗制的司法制度之下,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家怎么能够假装认为,在没有控方律师在合理范围之内尽其所能地进行控诉,同时也没有辩护律师在同样范围之内竭力为被告辩护的情况下,一场公平的审判会最终发现案件真相?”
  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1963年3月1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吉迪恩案进行了宣判。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判决吉迪恩胜诉,州法院应该在刑事案件中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人提供律师。本案的法院意见由雨果·布莱克法官撰写。哈伦、克拉克和道格拉斯法官分别作出了各自的协同意见。
  9位大法官对于判决有着高度一致的结论,只是在理由上有所差异。布莱克大法官简单引用了吉迪恩案件的审判记录,他认为吉迪恩“在审判中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表现,差不多是个不懂法律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说:“任何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都会承认……律师是一项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这一众所瞩目的案件最终以吉迪恩胜诉告终。“人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吉迪恩案判决之后,仅在佛罗里达州,就有大约2000个被定罪的犯人被释放。吉迪恩自己并没有立刻自由,而是得到了重审的机会。重审于1963年8月5日,即最高法院判决的5个月后进行。
  在重审中,律师对检方的关键证人亨利·库克提出了质疑,在开庭陈述和结案陈述中,律师表示库克很可能在案发时为几个年轻人组成的团伙放风,而正是这个团伙闯入了台球室偷走了啤酒和硬币。律师还得到了当时送吉迪恩到巴拿马城酒吧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司机指证吉迪恩上车时并没有带酒。这个指证完全摧毁了证人库克的可信度。经过了长达1个小时的审议后,陪审团判决吉迪恩无罪释放。
  吉迪恩获释后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1972年1月18日,他因癌症去世,享年61岁。在吉迪恩的墓碑碑文中写着: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当吉迪恩案作出判决时,一些法律组织已经开始行动。他们对贫穷刑事被告的法律帮助问题,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并向社会各界寻求支持。福特基金会批准了总额为254万美元的项目拨款。
  各州对吉迪恩案判决的反映也非常迅速而富有建设性。最引人注意的反映来自佛罗里达州。该州州长法瑞斯·布亚特立即吁请佛州议会通过一项设立公设律师制度的法案。他说:“在这一社会良知觉醒的时代,一个对于复杂的刑事程序一无所知的无辜者,仅仅因为没有钱聘请律师替他辩护而可能被判处刑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位州长还说,吉迪恩案的判决已经使得公设律师制度的建立变得十分的重要,它不仅有利于“保护无辜者”,而且“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判决以保护社会安全”。
  吉迪恩案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确立了刑事审判被告人无条件地获得辩护的权利。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也充分参考了这一点,赋予了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要求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的权利。
      美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曾这样说:“如果一个身份卑微的、名叫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的罪犯,没有坐在他的监狱单间里,用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封给最高法院的信,美国庞大的法律机器本来会不受干扰地继续运转。但吉迪恩的确写了那封信,而美国法律史的整个进程都为之改变。”
      布莱克大法官(Hugo Black,1937─1971任职)在判决书中指出:“理智和思维要求我们认识到,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系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人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布莱克法官的结论是:“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而非奢侈。”(necessities,not luxuries)
      大法官布莱克表达了强烈的异议:“否认贫穷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有取得律师辩护的权利,无疑是对整个国家普遍正义的讽刺和践踏。对我而言,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的法律体系下任何人都应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刘易斯感慨道:吉迪恩“正在呼吁的是法律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正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改变其先前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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