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介绍

  • 书  名: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 作  者:李相森
  • I S B N :978-7-301-31108-0
  •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9-12-01
  • 开  本:16开
  • 字  数:千字
  • 页  码:
  • 定  价:¥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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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民国法律解释制度诞生前的理论、实践及规范准备;从解释权配置、解释制度运行及解释效力等方面描述了民国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立法解释制度、行政解释制度、宪法解释制度的具体内容;总结了民国法律解释制度解释权力的集中性、解释制度运行的行政性、解释文件的立法性及制度功能的实用理性等特性,并探讨了这些制度特性的成因;分析了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在满足当时司法及行政的规范需求、促进法治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合理性,也指出了其存在的解释权限不清、替代指挥审判、僭越立法权等弊端和问题;最后,以史为鉴,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在解释权力配置、制度运行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以及改革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基本思路。

作者简介

李相森,山东昌乐人。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南京大学,获法学学士(2008年)、法学硕士(2011年)、法学博士学位(2016年)。现为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监察学院)讲师,民国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审计文化与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为民国法制、明清司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日、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等研究项目共七项。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三、现有研究述评

四、研究目的及意义

五、研究方法及资料

六、文章结构

 

第一章 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诞生

第一节民国法律解释制度诞生前的理论储备

一、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及其标准

二、法律解释的概念、分类及方法

三、法律解释的规则

四、法律解释的主体、方式及效力

第二节民国法律解释制度诞生前的实践准备

一、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形成

二、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运作

三、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特征

四、清末法律解释制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第三节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规范渊源

一、清末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的确立及其渊源

二、民国对清末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章 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

第一节统一解释法令权的配置

一、统一解释法令权的内涵及界限

二、统一解释法令权归属最高“司法机关”

三、统一解释法令权归属“最高”司法机关

第二节立法解释权的配置

一、民国时期立法解释权的特定内涵

二、北洋政府时期立法解释权的配置

三、国民政府时期立法解释权的配置

第三节行政解释权的配置

一、行政解释权的涵义

二、北洋政府行政解释权的配置

三、国民政府行政解释权的配置

第四节宪法解释权的配置

一、北洋政府时期宪法会议宪法解释权的确立

二、国民政府时期司法院宪法解释权的确立

三、宪法解释权配置的其他主张和做法

 

第三章 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运行

第一节统一解释法令制度的运行

一、统一解释法令权的运用形式

二、解释例的创制程序

三、判例的创制程序

第二节立法解释制度的运行

一、参议院及国会立法解释程序

二、立法院立法解释程序

三、中央政治会议立法解释程序

第三节行政解释制度的运行

一、北洋政府时期行政解释的作出程序

二、国民政府行政解释的作出程序

第四节宪法解释制度的运行

一、宪法会议解释宪法的程序

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宪制度的运行

 

第四章 民国法律解释的效力

第一节统一解释的效力

一、解释例及判例的拘束力

二、解释例及判例效力的实现

三、解释例及判例的失效

第二节立法解释的效力

一、立法解释效力的司法实现

二、立法解释效力的行政实现

第三节行政解释的效力

一、行政解释的相对效力

二、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

三、行政解释的“法律”效力

第四节宪法解释的效力

 

第五章 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特性及成因

第一节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特性

一、法律解释权的集中性

二、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行政性

三、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立法性

四、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实用理性

第二节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特性之成因

一、法律解释权集中的成因

二、民国法律解释制度行政性的成因

三、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立法性的成因

四、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实用理性的成因

 

第六章 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合理性及问题

第一节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合理性

一、满足了当时司法及行政的法律规范需求

二、促进了法治及社会的进步

第二节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解释制度缺少必要的规范支撑

二、各法律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不清

三、指示性解释异化为指挥、替代审判

四、抽象性解释背离法律解释本意

五、其他问题

 

第七章 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及实践的历史启示

第一节科学合理配置法律解释权

一、统一解释法律权的设置及其归属

二、立法机关法律解释权的存废

三、行政机关法律解释权的配置

四、清晰界定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限

第二节正确行使法律解释权

一、解答式解释存在的必要性

二、主动解释与被动解释相配合

三、改革立法性司法解释

四、引入判例解释形式

五、法律解释的编纂刊行

第三节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可能模式

一、成立专门的宪法解释会议

二、宪法解释会议释宪的具体程序

 

结语

附录一宪政编查馆所作解释一览表(1908.10.5—12.18)

附录二《立法专刊》所载立法院法律解释一览表(1930—1935)

附录三1935年司法院解释例请求解释主体及所解释法令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法律需要解释吗?当然需要。有了法律规范或体系,并已付诸实施,就需要对其加以解释。解释的原则和方法,则由法律所涉及的利益性质而定。正如波斯纳指出的那样:一般利益立法,涉及范围广,涵盖诸多不同的情境,立法所使用的文字,通常是原则性、概括性的,在适用时如果有争议,可以从宽解释;特殊利益立法,是针对特殊的群体、政策目标,在立法过程中,经过折中妥协,该囊括的利益,都已形诸文字,在解释时,只有从严从窄,才能反映立法精神——也就是反映立法机关所代表的民意。 参见熊秉元:《法的经济解释》,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换言之,无论一般利益立法,抑或特殊利益立法,均需进行解释。

时下法学界甚为流行“法教义学”研究。说来惭愧,因本人知识陋寡,对“法教义”一词长期不明就里,直感是跟宗教有关,认为只有宗教,才有“教义”,法律,无非是调整社会诸多关系的工具,是诸多利益集团及社会群体商谈妥协的产物,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坏东西”,而且要不断因时、因地和因人修改补充。它连被“信仰”的资格都谈不上,何来教义!后不断向国内外学者当面求教,请其用最朴素易懂的中文语词表达法教义学的涵义。回答是“法教义学,就是法律解释学”,我这才被释疑解惑了。再通过阅读有关学者文章,逐步明了法教义学定义,盖不外乎此类含义,诸如:法教义学,也有译为法释义学、法教条学,其主要活动包括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对现行有效法律从事法概念体系研究,以及提出解决疑难问题的建议(规范实践) 参见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法学领域中的教义观念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复兴运动时期的注释法学,法教义学是对现行实在法的一般性理性认知,追问的是“什么是法”,对象是当下有效的法(现行法),是对法律制度进行阐述的体系,等等。 参见雷磊:《什么是法教义学?——基于19世纪以后德国学说史的简要考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期。

如此推演下来,可否这样理解:法教义学就是研究如何解释法律的学问,是法律解释的教义。这样一来,法教义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自然密不可分。历史上,解释学构成法教义学的重要内容,对法律的解释也是法教义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存在某种一致或重合。参见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法教义学与法律解释学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产物。“法教义学”一词由德国译介过来,据称德国学说史上第一本以“教义学”为题的法学著作为欣郁贝尔(Hinüber)于1739年出版的《新裁判论与教义学》(Theodicaei Dicastice nova et dogmatica)。独立的法教义学观念成型于历史法学时期。而法律解释学也是在萨维尼等学者的努力下,逐步理论化、体系化,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但法教义学与法律解释学又不完全相同。法教义学为法律解释提供所应当采取的态度、立场、方法、思维或信条,但法律解释学可以不在法教义学体系之下存在。

法律解释作为一种阐释法律含义的活动,其在法制历史上的出现要比“法教义”“法教义学”早得多。法律解释的历史,在西方可追溯至古罗马,就中华本土而言,也可谓源远流长:东汉诸儒说经解律,西晋张斐、杜预注律,唐代以疏议律,清代律学家精研时律,均属于传统“律学”,庶几可归于法律注释或解释学之范畴。清末,西方法律解释理论及制度传入我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开始向现代法律解释制度转型。民国时期则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法律解释制度体系,并进行了广泛的法律解释实践。

以往学界对于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李相森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充实而成的《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研究》一书,堪称该领域的集成之作。概括而言,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完整描述了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诞生、发展历程,详细考察其制度内容,并对其特性、合理性及局限性进行总结。在依据立法规范、解释文件、档案材料等对民国法律解释制度进行“细描”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与西方法律解释理论及制度作为潜在的背景,予以对比、观照,以明晰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在何种层面上继承了传统、借鉴了西方。

第二,将规范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制度的实际运行结合起来考察,分析民国法律解释制度所立基的社会现实、族群文化及心理,以明晰民国法律解释制度何以具有“本土”特性,认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是西方模式、中国传统以及当时社会的制度需求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结果,既参照西方法律解释制度,又带有中国传统法制的基因,并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为依归,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本土法律解释制度。

第三,提出探究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特性,并非要强调这种特殊性的“中国特色”,甚至证成这种特殊性的合理性,而是要明确我们的制度成为此种形态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是可变的,哪些是不变的;评判这些独具特色的制度内容哪些是积极的、可继承的,哪些是负面的、需革除的。

第四,在考察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借鉴民国统一法令解释制度,建构当下我国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统一法律解释主体,最高司法机关、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本系统内部解释统一的系统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解释的形式、创制方式、效力保障机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性的建议,凸显了法史的求用功能。

当然,本书尚有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诸如:对于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特性、合理性及局限性的论述较为粗疏,尚有继续细化的余地;提出的完善我国当前法律解释制度的对策建议的可行性如何,仍需加强论证;对传统法制、西方理论以及本土实践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不够充分,还可进一步明晰;等等。

相森博士跟我有三年硕士、三年博士的研习经历,稔知他为人、治学个性:法理、法史功底颇佳,富有学术敏锐性,学术前沿动态把握及时,为人质朴踏实,怀有感恩之念。自2016年博士毕业至今,勤发文章,频获课题,迄今三年内,先后获得省、部级及国家社科基金等级别的课题立项,取得了许多同侪难以企及的“大满贯”成绩。

惟愿相森今后在学术上不断打拼、努力上进的同时,劳逸相济,生活美满。

祝贺相森首部著作出版。

是以为序。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仁善

2019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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